《血色七杀碑》第一卷《重阳碑》


    第十章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


    第四十五回 看外婆潇洒买零食 笑大舅狼狈出公差（3）


    富秋一听要出门，眼睛亮了，铅笔一扔就要跑。


    那支铅笔在茶几上骨碌碌滚了两圈，啪嗒一声掉在了地上。她人已经蹿到了门口，像一只被放出笼子的小兔子，连蹦带跳的，两个小揪揪在脑后一甩一甩。


    “把铅笔收好，别弄丢了！”我喊了一嗓子。


    她乖乖地跑回来，弯腰捡起铅笔塞进口袋，然后跑过来拉住我的手。小手软乎乎的，还带着一股奶糖的香味，五根手指头像五截嫩藕，又短又胖，攥着我的手指头攥得紧紧的。


    重阳镇的街道不大，从街头走到街尾也就几百米。


    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，太阳已经不那么毒了，斜斜地挂在西边，把整条街染成了金黄色。那光线像一层薄薄的蜜糖，涂在青石板路上，涂在老房子的瓦片上，涂在每个人的脸上，暖洋洋的，懒洋洋的。


    街上的行人不多，三三两两的。有的提着菜篮子，篮子里装着刚买的葱蒜和豆腐；有的背着手遛弯，步子慢悠悠的，像是在丈量这条走了几十年的老街；有几个老头坐在树荫下打扑克，吆五喝六的，旁边围了一圈看热闹的，时不时发出一阵哄笑。


    我们沿着街边慢慢走，富秋一路上东张西望，看见什么都要问一句。


    “金娃子哥哥，那是什么？”


    她指着一个灰扑扑的长方形石块，上面还放着一盆水。


    “那是磨刀石，磨菜刀用的。”我说，“你仔细看，中间那条凹槽就是磨刀磨出来的，磨了几十年了。”


    “金娃子哥哥，那是什么？”


    她又指着路边一个圆滚滚的铁皮桶，桶身上还冒着烟。


    “那是煤炉子，烧蜂窝煤的。你看那个蓝色的火苗，就是煤球在烧。”


    “金娃子哥哥，那是什么？”


    “那是……”我看了一眼，差点没噎住，“那是公共厕所。你别问了行不行！”


    富秋被我凶了一句，嘴巴一瘪，眼睛一红，下嘴唇抖了两下，眼看就要哭出来了。


    我赶紧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奶糖塞给她。她接过去，低头看了看糖纸，又抬头看了看我，犹豫了零点五秒，然后迅速剥开糖纸塞进嘴里，脸上的阴云立马散了个干干净净，又笑嘻嘻的了。


    五岁孩子的情绪转换之快，堪比川剧变脸，连个缓冲都没有。


    走到街拐角的时候，迎面碰上了胖婶。


    胖婶是镇上有名的“广播站”，人送外号“重阳镇一台”。谁家有个风吹草动，她准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添油加醋地传遍全镇，然后再添油加醋地传回来，添到最后连当事人都认不出是自己的事了。


    她姓什么我忘了，反正大家都叫她胖婶。她确实胖，圆滚滚的，像一节竖起来的火车车厢，走起路来身上的肉一颤一颤的，隔着老远就能看见那一团移动的肉山。


    “哟，这不是金娃子嘛！”胖婶一看见我就扯开了大嗓门，那嗓门大得像是装了扩音器，整条街都听得见，“好久不见，长高了不少啊！旁边这个小姑娘是谁家的？”


    “我表妹，富秋。”我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想拉着富秋赶紧走。


    “富秋？哦哦，郑家的闺女啊！”胖婶上下打量了富秋一番，啧啧称赞，那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刚出土的宝贝，“长得可真水灵，像她妈。她妈是不是又去省城了？我听说是去进修，回来就要当官了？那可真了不得！”


    “我也不是很清楚。”我不想跟胖婶多说，拉着富秋就要走。


    胖婶却不依不饶，往前凑了一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金娃子，你大舅最近忙啥呢？”


    她凑得太近了，一股大蒜味扑面而来，熏得我往后仰了仰。


    “我前天看见他跟虚秘书一起坐车走了，车上就他们俩，你说这孤男寡女的……”


    “大舅是办公事。”我打断她的话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理直气壮，“公务出差，有秘书陪着很正常。这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
    “正常？”胖婶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脸上的肉挤在一起，眼睛被挤成了一条缝，缝里透出一道光，让人浑身不自在。


    “当然正常，太正常了。不过金娃子，你可要乖乖的，大人的事别多问，知道不？”


    她说完就摇摇晃晃地走了，屁股左一扭右一扭，像一只蹒跚的企鹅。走出好几步还回过头来朝我挤了挤眼睛，留下一串让人心里发毛的笑声。


    “呵呵呵呵……”


    那笑声在巷子里回荡了好一会儿才消散。


    我站在原地，心里头有些不舒服。


    胖婶的话像一根刺，扎在我心里，不疼，但是硌得慌，像鞋里进了沙子，走一步硌一下，走一步硌一下。


    “金娃子哥哥，那个胖阿姨说什么了？”富秋仰着脸问我，奶糖还含在嘴里，一边腮帮子鼓鼓的。


    “没说什么。走吧，去茶馆。”


    茶馆在街尾，挨着那棵老黄桷树。


    那棵黄桷树有多少年了，没人说得清楚。反正镇上最老的老人说，他们小时候这树就这么大。树冠遮天蔽日的，把茶馆门口一大片地方都罩在了阴凉里，夏天坐在树下喝茶，连扇子都不用打。


    树下摆着几张竹桌竹椅，几个老头正围着棋盘杀得天昏地暗，旁边站着一圈看热闹的，时不时发出“将！”“哎哟喂”“悔一步悔一步”的嚷嚷声。有个老头急眼了，一把抓住对方的手腕：“你这一步不算，我还没看清楚！”对方也不甘示弱：“落子无悔，懂不懂规矩？”


    月生伯伯正站在柜台后面打算盘，噼里啪啦的，手指快得像在弹钢琴，算盘珠子上下翻飞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


    他看见我进来，抬起头笑了笑：“金娃子，你妈在后院呢，等会儿就回去。你先在这儿坐坐，要不要喝杯茶？”


    “不用了，”我说，“我就是来看看妈妈什么时候回去。外婆等着她炒菜呢。”


    “急什么？”月生伯伯从柜台里摸出一把花生放在我面前，“喏，刚炒的，还热乎着呢。哄妹妹吃。”


    花生还是温的，皮上沾着细盐粒，一股焦香味直往鼻子里钻。


    我在柜台前的长凳上坐下来，把花生剥给富秋吃。花生壳一捏就碎，露出里面红皮白仁的花生米，饱满圆润，像一颗颗小号的蚕豆。


    富秋吃得满嘴是渣，两只小手上全是花生皮的碎屑，还一个劲地伸手去抓新的。她吃得又快又猛，腮帮子鼓得像两只吹足了气的气球，嘴里还在含混不清地嚷嚷：“还要，还要！”


    “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”我拍掉她手上的渣子，把剥好的花生米一粒一粒地放在她手心里。


    月生伯伯看着我，忽然叹了口气。


    那声叹气很轻，可我听得很清楚。


    “金娃子，你大舅……最近怎么样？”他问，语气听起来随随便便的，像是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。


    “还行吧，”我说，“今天中午还见到他了，后来接到通知出差去了。”


    “出差？”月生伯伯笑了笑，那笑容有些古怪，嘴角往上扯了扯，眼睛里却没有笑意，“出什么差？”


    “我也不知道，好像是县上的紧急通知。”我把剥好的花生米递给富秋，她又一把塞进了嘴里，“虚秘书来通知的。”


    “虚秘书。”月生伯伯重复了一遍这三个字，像在咀嚼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。


    他嘴角动了动，终于没再说什么，只是又叹了口气。我不明白大人为什么一提到虚秘书就叹气，可我也知道有些事情不是我该问的。问了他们也不会说，说了我也未必懂，懂了也帮不上忙。


    于是我乖乖地吃花生，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后院的方向，等妈妈出来。


    后院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妈妈端着一盆洗好的茶杯走出来。她穿着一件碎花的围裙，袖子卷到胳膊肘，露出晒得微黑的小臂。


    她看见我坐在柜台前，先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皱起眉头：“你怎么跑来了？外婆不是让你晚点再来吗？”


    “我等不及了，”我说，“外婆问您什么时候回去炒菜。”


    妈妈把茶杯放在柜台上，用围裙擦了擦手，看了看墙上的钟，又看了看月生伯伯。


    “哥，要不我先回去？”


    “去吧去吧，”月生伯伯挥了挥手，手掌在空气中扇了两下，像是在赶一只看不见的苍蝇，“这边我一个人盯着就行，反正下午也没多少人。你走了我反倒清静，没人跟我抢柜台。”


    “那我走了。金娃子，走！”妈妈解下围裙挂在门后，拉起我的手就要走。


    富秋正吃得开心，被我一拽，手里剥了一半的花生掉了，“啪嗒”一声落在地上，骨碌碌滚到了柜台底下。


    她嘴一瘪又要哭，眼眶里已经蓄满了泪水，眼看就要决堤。


    我赶紧从柜台上又抓了一把塞给她，她才破涕为笑，眼泪还挂在睫毛上，嘴巴已经咧开了。这变脸速度，简直就是天生的演员坯子。


    从茶馆出来，太阳已经偏西了，光线变得柔和了许多。


    街上的行人比刚才多了些，有挑担子卖豆腐的，有推板车卖西瓜的，还有几个放了学的孩子在巷子里追着跑，书包在背上一颠一颠的，发出啪啪的声响。


    妈妈走得很快，我拉着富秋跟在后面，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。富秋的小短腿倒腾得飞快，像踩了风火轮，可还是跟不上妈妈的步子，被拽得东倒西歪。


    “妈，您走慢点！”我在后面喊。


    妈妈回过头来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放慢了脚步，等我们跟上来。她看了看富秋，伸手摸了摸她的头，手指在她的小揪揪上绕了一圈。


    “秋儿，在奶奶家乖不乖？”


    “乖！”富秋大声回答，嘴巴里还含着没嚼完的花生米，声音含混不清，但那个“乖”字咬得特别响亮，“金娃子哥哥给我买棉花糖了！还给我剥花生！”


    “你啊，”妈妈看了我一眼，似嗔非嗔，眼角却带着一丝笑意，“就会带妹妹吃零食。等下回去外婆又要说你了。”


    “外婆才不会说呢，”我笑嘻嘻地说，“外婆还给了我五块钱买零食呢！外婆最疼我了。”


    妈妈摇了摇头，不再说什么。


    我们转过街角，正要往巷子里拐的时候，忽然看见一辆小车从巷口对面驶过来。


    速度不快，可扬起了一路的灰尘，黄蒙蒙的一片，呛得人直咳嗽。那车我认得——是镇政府的212吉普，军绿色的车身，帆布顶棚，就是石惠民开的那辆。


    吉普车从我们身边开过去，带起一阵风，吹得妈妈的裙摆飘了起来。


    车窗半开着，里面坐着两个人。开车的是个年轻男人，穿着白衬衫，袖子卷到肘部，一只手搭在方向盘上，另一只手夹着烟。副驾驶上坐着个女的，烫着卷发，穿着一件花衬衫，正对着后视镜补口红，嘴唇抿得紧紧的，涂得鲜红欲滴。


    不是石惠民，也不是虚秘书。


    可我总觉得那个女的有点眼熟，像是在哪儿见过。瓜子脸，大眼睛，眉毛画得细细弯弯的，笑起来嘴角有一颗小小的痣。


    “妈，”我拉了拉妈妈的衣角，“那是谁啊？”


    妈妈看了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
    她的脚步又加快了，快得像是在逃避什么。富秋被拽得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，我赶紧扶住她。


    我觉得奇怪，但又不敢多问。


    大人的事情，有时候问了也是白问，他们总说“你还小，不懂”，或者“别瞎打听”，要么就是“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”。长大了就知道了——这话我从小听到大，可我现在觉得，有些事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