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884年7月中旬，越南，东京，潮湿闷热的丛林。一队法军士兵正沿着泥泞的小路跋涉。他们的制服早已被汗水和雨水浸透，紧贴在身上，像一层又厚又重的壳。


    每个人头上军帽的帽檐都耷拉着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麻木。


    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征服，为了荣耀，为了建立法兰西的“保护国”，打通通往中国南部的通道。但现实是，他们深陷泥潭。黑旗军的游击骚扰无处不在，清军在北边虎视眈眈……


    而最致命的敌人，肉眼却看不见。


    丛林里只有无休止的行军、令人窒息的闷热、突如其来的暴雨，死亡来得比走火的子弹还突然。一个年轻的士兵，突然踉跄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


    旁边的中士一把扶住他：“稳住，小子。”


    “热……头好晕……”士兵含糊地说。


    中士摸了摸他的额头，烫得吓人。他叹了口气这不是第一个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

    疟疾、痢疾、伤寒……当然还有霍乱，这些名字比任何敌人都更让士兵恐惧。


    他们刚刚“夺取”了北宁，但是代价惨重。


    士兵不是倒在冲锋的路上，而是倒在营地肮脏的床铺上，倒在散发着恶臭的战地医院里。


    而所谓的战地医院，也不过是一片林间空地上搭起的几顶大帐篷。


    帐篷里挤满了人，呻吟声、咳嗽声、痛苦的喘息声交织在一起，像来自地狱的交响乐。


    混杂着血腥、脓液、粪便和伤口腐烂的气味，远在一公里外就能闻到。


    到处都是苍蝇，嗡嗡地成群飞舞，不是落在病人裸露的伤口上，就是落在他们干裂的嘴唇边。担架上的新伤员被擡进来，只能直接被放在潮湿泥泞的地面上，因为病床早已满员。


    医官带着疲惫不堪的护理兵穿梭其间，制服上沾满了各种污渍，早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。


    “这个！腹泻，水样便，像稀粥，已经脱水了！”护理兵喊道。


    医官快步过去，看了一眼病人灰败的脸色和深陷的眼窝，很快下了命令：


    “霍乱。隔离区。”


    所谓的“隔离区”，只是用几块脏布帘在帐篷角落隔出的一小块地方。


    那里已经躺了七八个人，有的还在抽搐，有的已经一动不动。


    排泄物的恶臭就是从这里弥漫开来的，即使混合着石炭酸水的刺鼻气味，也掩盖不住。


    营地旁的河水浑浊泛黄，带着一股土


    腥味。但士兵们别无选择，他们太渴了。


    水桶在人群中传递，谁也不知道上一个喝水的人是否已经染病。


    一个护理兵正给隔离区的一个病人喂水。病人麻木地吞咽着，但水很快又从嘴角和下身流走。护理兵知道，这个人注定活不过今晚。


    密集的人群，恶劣的卫生，被污染的水源，疲惫虚弱的身心……霍乱弧菌在这里找到了天堂。1884年7月18日，法国南部，土伦港，锈迹斑斑的运输舰「阿朗松号」缓缓驶入港口。它从西贡出发，中途在金兰和科伦坡短暂停靠过，历经两个月的航行，终于回到了法国。船上满载着替换的兵员、军需物资，还有一批伤病员，数量超过 300人。


    船舱里空气污浊，挤满了士兵。汗味、呕吐物、便桶溢出的恶臭，混杂在一起，令人窒息。航行途中，已经有十几个人病倒，症状一模一样：剧烈的呕吐，喷射状的水样腹泻，迅速脱水。军医束手无策，有限的药品和医疗条件，让他只能简单地把病人挪到通风稍好的舱室角落隔离。船一靠岸，病重的士兵就被担架擡下船，送往土伦的海军医院。


    但他们的症状仅仅被记录为“严重肠胃炎”、“急性痢疾“，甚至是模糊的“热带病”。


    没有人提起“霍乱”这个词，尤其是在这个拿破仑皇帝当年扬帆远征的荣耀之港。


    但病菌已经悄然传播开来。


    最先倒下的是港口区的贫民，那些居住拥挤、卫生条件最差的人。


    7月25日，死神开始向东蔓延，顺着航道与铁轨，抵达了法国地中海沿岸最大的港口马赛。马赛旧港区，狭窄蜿蜒的街道如同迷宫，挤满了来自意大利南部的移民，总数超过六万人。他们从贫困、饥荒的家乡逃来法国，做着当地不愿做的苦活：码头搬运、清理下水道、建筑小工、街头小贩……


    他们住在最廉价的公寓里，十几个人挤一间房，没有自来水，共用街角肮脏的公共厕所和供水点。第一批病例就出现在旧港附近的一个意大利劳工聚集的街区。


    症状十分凶猛：高烧、呕吐、腹泻、痉挛……恐慌像野火一样蔓延，但消息很快被严格控制了。马赛政府接到巴黎的指示：避免公开使用“霍乱”一词，以免引起大规模恐慌。


    因为这会影响民众对东京战事的舆论支持，动摇政府威信。


    警察开始在街上巡逻，警告人们不要散布“谣言”。


    报纸只刊登含糊其辞的公告，声称是“季节性肠胃疾病”，呼吁市民注意个人卫


    生。


    然而，意大利移民的贫民窟里，悲剧正在加速上演。


    缺乏干净的饮用水，拥挤不堪的居住环境，霍乱一旦露出苗头，便无法遏制。


    法国官员和本地市民，又向来将意大利人视为肮脏、落后的象征，也是带来疾病的源头。


    马赛开始采取“措施”，以“防疫”为名，强制清退了意大利移民聚集的贫民窟，驱赶他们离开。成千上万的意大利人，在恐惧和歧视下，被迫收拾少得可怜的行李，登上返乡的船只。


    蒸汽轮船和铁路网，本是这个时代值得骄傲的科技进步，此刻成了霍乱传播最好的帮凶。


    1884年8月1日，意大利，那不勒斯，维苏威火山脚下。


    第一批从马赛逃回来的移民，回到了他们位于拥挤的老城区的家。


    第二天，病例就开始出现。当地医生辨认出了症状，开始恐慌起来，消息再也封锁不住。


    1884年8月10日，马赛，圣母无染原罪医院。


    如今，这里就像一个停满痛苦呻吟活人的停尸间。


    走廊里都塞满了临时加设的病床，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、呕吐物和粪便的味道，令人作呕。路易-让&183;贝特朗医生从一个病人的床边直起身，轻轻将病人无力的手放回薄毯下。


    那是个年轻的意大利码头工人，此刻已经昏迷，皮肤也失去了弹性，像皱巴巴的纸。


    “盐水继续喂，每次可以少一点，但要持续。”贝特朗对身边一个面色苍白的修女说道。


    修女点点头，手里端着一个陶碗，里面是温热的淡盐水。


    贝特朗走到病房一角的水盆边，用肥皂和刷子仔细清洗双手和手臂，一直洗到手肘。


    水盆旁放着一桶生石灰。他又从桶里舀起一勺石灰，撒进旁边一个带盖的便桶一


    那是刚从一个死去病人床下挪出来的。这是他能做的，为数不多的正确的事。


    他看过巴斯德教授去年发表的论文，也仔细研读了罗伯特&183;科赫关于发现“逗号形杆菌”的报告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年初关注了巴黎那场关于霍乱的激烈争论，读过《我呼吁！》，也跟进了巴斯德实验室随后发表的论文。


    他相信那些看得见的证据，而不是虚无缥缈的“瘴气”。


    因此，他顶住压力，没有采用放血与灌肠疗法，而是坚持给病人喂食干净的温盐水，用生石灰消毒所有病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。


    起初，他管


    理的病区死亡率明显低于其他坚持传统疗法的区域，这给了他一丝希望。


    但很快，这希望就被潮水般涌来的病人淹没了。


    霍乱在底层社区和意大利移民中疯狂扩散，病人被不断送来。


    干净的床单、消毒药剂、甚至最基本的食物和饮水都开始短缺。


    更糟糕的是，人手严重不足。


    其他医生和护士，要么不相信他那套“标新立异”的方法，要么自己都病倒了。


    巴黎的指示依旧是“低调处理，避免恐慌”，物资补充缓慢得令人绝望。


    贝特朗能调动的护士越来越少，能获取的药品和补给也越来越有限。


    他几乎不眠不休，从一个病人奔到另一个病人身边，亲自喂水、消毒，安抚恐惧的家属。


    他看着那些原本可能被救活的年轻人，在自己眼前一点点干涸、枯萎、死去，感到深深无力。此刻，他站在病房中央，看着眼前这片痛苦的海洋，听着此起彼伏的呻吟，内心只有绝望。也许那些坚持放血疗法的老派医生是对的？也许细菌学说终究太过年轻？


    也许在这样规模的灾难面前，个人微小的努力根本毫无意义？


    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的医生匆匆跑过来，气喘吁吁地报告：“贝特朗医生！外面……外面有几个人说要见您。”


    贝特朗睁开眼，目光里满是疲惫：“是记者？还是市政厅的老爷？告诉他们，我没空。如果是送补给，直接去仓库。”


    “不，不是……他们说……他们来自巴黎，是巴斯德教授实验室的人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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